“两年多前，我在广西路建公司巴马县所略隧道项目部十标段打工（开渣车）时发生工伤事故，致全身十几处骨折。时至今日，工伤赔偿问题迟迟得不到妥善解决。”河南济源籍外出务工人员李玉昆致函有关部门反映说，我叫李玉昆，今年53岁，汉族，河南省济源市玉泉街道办事处某村人。2016年4月9日，经车主张某峰邀我去广西路建公司的工地打工，地址是巴马县所略隧道项目部十标段，上岗前没有进行过安全培训。

        

 

其一，开渣车时发生工伤事故，全身十几处骨折。我是开车出渣的，在2016年12月31日晚饭后，被隧道打电话叫去拉渣土。外边渣场晚上从来都是黑乎乎的，没有电灯。当我把渣车开到地方时，下来瞧了瞧，也没人，也没什么东西，还和平时一样的'情况。我把车倒到地方，翻斗车还没升起来，整个渣车就往后翻下去了，最少恐怕也有二三十米高，我也失去了知觉。

当我清醒过来时，已到了巴马医院。由于伤势较重，又转往百色医院。这期间工地害怕人死了，也交待医院用好药。住院到出院包括14万元的手术费用，工地负责人郭某（住广西南宁市青秀区）倒是把账结了（医院的前期药费是林某峰、郭某拿的，后期是郭某去医院结的）。但伤势很重，全身颈椎，后背梁中间，前胸骨板中间，还有医生说的肋骨看不清至少伤了七根，碎的像地里的坷垃，大小都有，高低不平。还有肺部严重挫伤，至少有六层积水。还有左眼严重撕裂，里面存有异物，左眼框骨折，筛板骨骨折。头部后也有一个十二公分长的撕裂口，还有多个小的撕裂口。

我昼夜不停的咳嗽，一直吐水，吐了黑水又吐红水，然后是粉红水，那是痛彻心扉，要死要活的难受。经过和妻子45天的煎熬，才出了百色医院。但出院时，却无人拿路费，回不了家。最后张某峰出于仁义给我拿了八千元钱，我打了个私家车才回到河南家中。

因全身十几处骨折，浑身疼痛，走不到火车站，也去不了飞机场。等到3月份时，我找了周某新和王某超两位律师前往广西工地，工地上的人对二位律师很不友好。最后，在张某峰打的白条赔五万元的基础上改成了四万元。那是2017年3月14日，车队队长郭某旺（河南沈丘县洪山乡人）是张某峰小姐夫，他答应3月31日给钱，一直等到2018年5月26日才给。到现在两年多时间了，我这浑身骨折的骨头还是时常痛。问工地要赔偿，总是千推万拖。

去工地时工地只买了商业保险，却不给工人买工伤保险，最后把保险公司理赔的伤残等级款，当成了全部公司的赔偿，还出示假证据，把张某峰5月26日赔的四万元当成4月25日给的赔款，那是保险公司还赔了四万元医药费，还给了林某峰，林出了前边一部分医药费。

        

 

其二，公司项目部瞒报事故，推卸责任。出事故后，公司项目部第一时间故意隐瞒不报。其夏天时在双隧道的另一个隧道六七标段还发生了塌方，当时压死多人。这次一个人受伤没死，恐怕就当成了小事吧，不值一提，也不值得上报。可他工地却害了我，我拿不到工伤赔偿，除了保险公司赔的伤残等级钱，我一切的护理费、营养费、误工费，还有头部和后胸中的十个钢钉的二次手术费，工地却是一分不拿。

公司项目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，把工地的活又分包给了无有资质的人。每个劳务施工队，虽是劳务分包干活不同，但都与项目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每个工地工人也与项目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；公司百般用哄、骗、拖的手段，和法院某些工作人员，把一个简单的案子拖了几个月，又借法院之手成功脱身，不愿给我一分赔偿。

广西路建公司巴马所略十标段项目部，是渣场的唯一拥有者，其为了得益处让路基队卖渣土。渣是车队出的，渣的主人是项目部，因他们有权利去卖，出事就是在渣场，也算项目部工地的一部分。我在百色医院第三天，项目部曾去人说：“老李放心吧，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。”然后再无动静，更没有负什么责任。但明明不是车队把渣土挖空，为何二郭非出来背这个烂锅、承担事故责任呢？

        

 

其三，几经周折两年多，工伤致残维权难。巴马县法院开始立案后，法官邓某某给我的律师党某星发了个协议书，说是赔偿五万元。后来我一说找记者，她又慌忙给党律师说，叫律师问问我要多少钱，她去项目部给我要。我觉得法官是站在被告一边，没有理会这个说法。

法官只一味偏向被告，听信被告证人的假证言。我打电话一再强调，她把真实情况写到了判决书上(四万六是张某峰的)，可过后忽略不看，依然说是工地的，又说是郭某、郭某旺的；引导我们去追加个人，而不去重视事故发生的原因(不提项目部卖渣土把渣堆下边挖空，不告知的过错，挖空也不是一两分钟挖空的，就是有时间也不告知，或许他们自己也不知会塌下去吧)。法官成功引导我们追加车队的责任，帮助项目部成功逃脱责任与过失；我去到工地，从未与任何人签过合同，那是项目部与郭某自己研究，自己签的。

党律师将国家有关工伤赔偿等方面一些资料交给法院，邓法官却说这是你们河南的，广西的用不着；邓法官亲自对党律师说让我去做二次鉴定，可后来不知何故再不提鉴定的事了；从我出事到如今，我家人及律师往广西跑了七八趟，人家却不愿拿路费，而法官也认为合理，难不成我们都是自己飞着去的吗？邓法官开始就哄我们，一直拖着不办案，到2019年元月2日，还说把案子报到了上级法院，结果根本没有，直到元月21日我才接到判决书；在开庭前十分钟左右，还在哄骗党律师说，“你若按工伤起诉，还能给你赔一部分”；党律师还没有接住判决书，就有人打电话挑衅和警告，难不成有人未卜先知？判决书说李玉昆没有过多去做检查治疗，拒绝其一切二次手术费用及应给的一切赔偿。试问：没有去医院过多检查，这难道就改变了李玉昆受伤的事实吗？这难道就是工地没有发生事故吗？凡此种种，令人感到匪夷所思。

为了对付我一个农民工，项目部不惜高薪聘请了两个律师事务所的4个律师，百般推卸责任。而法院最后判决一分钱不拿，还说是我的责任。我在渣场二三十米高的地方，又黑灯瞎火的，我怎知道底下路基队挖塌方了呢？渣土堆底下塌方也不是车队挖的，法官为何叫追加二个姓郭的呢？我是一个农民，没有什么见识，有关部门或个人谁能回答这个问题，才是真有智慧，聪明人。（李玉昆）

来源：中国法制报道